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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谣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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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,现正娶了市长之女为妻,出任南风出版社社长。

    就是说,三个过去很要好的人,14年后又同在图书发行业这个古老而新兴的行业做了弄潮儿,只是这时的“起点”已很不一样。

    人的本性是变化不大的,投机的继续投机,义气的继续义气,沙一天抛弃的女人,莫望山要了,并接出一起创业,勤俭发家,渐渐做大。结果高位的在降,惯于钻营的自身也受了坏人利用,沙一天坐牢;能人在稳中有升有变,闻心源的命运始终是个悬案;而作为“好人”的莫望山因事业做得太大,现有体制下已无法容纳他继续施展。

    小说借人物命运的次第浮沉,围绕的都是同一核心问题展开、演绎,即:中国书业究竟缺什么?

    这个问题至关重大,它关涉时代精神与文化能否发展健全以及其中所有人的命运好赖。

    在一个处处有漏洞、处处被人为限制着的环境下,谨守规矩的大书商莫望山一再受挫,偶尔也需权宜变通,到一定程度就寸步难行了,到顶了,不得不远走异邦去发展。掌权的稍许贪婪、稍微不小心,就能被不法书商拖下水,变得更贪更坏,所以,贾学毅、沙一天纷继落网,连做官最技巧与老谋深算的赵文化,都受到降职和记大过处分。

    每个人的性格、地位、爱情、婚姻都在微妙变化着,把这一切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思考的则是那位能写作、会分析、不投机、特自信并在直接体验着的闻心源。通过直率敢言的他,作者传达的其实是自己的思考与声音,没有亲身阅历和强烈责任、忧患意识的人是发不出这些声音的。

    那么,中国书业究竟缺些什么呢?

    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大环境或法规、体制的缺漏。

    各级各类官员无一是百姓选的,而是一级级任命,要得上司了解、喜欢,就需跑官要官买官,与此同时还要相互提防、相互勾结、相互利用。龌龊、卑鄙、自我作践……手段下流,官场上人干不了正事,又很容易被不法分子钻空子。这就生出种种事端与舞弊。

    书业最缺中间环节,产供销严重错位,市场无序,出版社不在做总发行,而在当推销员,自办发行低水平推销,网点不全,货源短缺,太原始,不成气候。每个社都建书库,库存大,又浪费了资源。发行所、省级新华书店都不做中盘,只顾教材,管本区几个社,行不成主渠道。而销售、零售店不零售,买书号出书,与出版社争利。出版社的书单走新华书店,好处是不会赖帐,但新华书店吃“大锅饭”,形式单一,分布太松散,拖欠一年年,退货一批批,呆帐死帐让出版社所受损失不知多少。集体、个体店大大弥补了新华书店的空漏与不足,可一旦赖帐,发行人说不清,向出版社要书只能给现金、保证不退货。还不许卖教材和中央领导的书(只许新华书店卖),加之印刷厂布局不合理,只好盗印等等,就逼良为娼了。

    如此,《街谣》完全当得一部主题鲜明的史书,也是埋伏了深刻忧思激愤的杰作,还是一部“实验”的书,将作者萦绕心头十数年来的难解之结,以艺术的形式推出,形象展示了当代都市书业人的生存状态,实现了作家要与芸芸众生“一起过日子,品味百姓日子的酸、甜、苦、辣”,并为之代言、呐喊的誓言。

    尤为难得的,是作家以执着精神和追求信念谱写的另一形式的“生命谣歌”,诚如他在“代序”里说的:一九九三年动笔写《兵谣》到完成《乡谣》、《街谣》三部曲,历时八年余。数百个节假日,上千个夜晚。

    业余写作的甘苦只有业余写作的人能体会,每天清晨六点半起床,七点半乘班车上班,下午五点一刻坐班车回家,在单位忙碌一天,吃过晚饭立即调整情绪,由工作状态转入写作状态,每晚干到十一点半关机,不管情绪多高涨,文思多通畅,没有商量,第二日清早要按时起床按时上班。每天都有成堆的事情要做,连正常假都没法休,没有精神不行,工作也做不好。累是累,但自认为值。我可以无愧地对自己说,你一直在做两个人的事情,你过一天,等于常人活两天。

    2002年11月16日,北京。
白领情缘美丽的儿媳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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