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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理“痞子”文化——以王朔为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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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、总论

    王朔是假流氓,是伪小人,是半个天才,是中国文坛最具商业眼光的作家,常常成为热点人物,遭到“夹击攻打”也就不能避免。

    我不想加入这一行,我和他都是玩小说的,是他“嗤之以鼻”的“作”“家”——坐在家里“作秀”的人物,这身份限制了我,要不是这样,别人定也会抓我的把柄,把我像婊子一样糟蹋了,我还要落个“文人相轻”的骂名。

    对王朔的总体态度,我可以借他一句话来坦白: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,也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像新出厂的汽车,都安装好了,十万公里无故障再上路跑。大家,只要是个人,都带着一身故障在路上边修边跑,跑得远的那个只是故障少,修理及时的。就目前王朔的表现来看,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自我修理能力。我觉得王朔说这话并无调侃自个儿的意味,因此,既然他感到“自我修理”的能力不够,那我就做篇文章“修理”“修理”他,让他能跑更远的路,用不着把这“丫”关起来,“判20年徒刑,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《飘》,一不留神就是一《红楼梦》了。

    “假流氓”被真流氓发扬光大自电脑问世,发明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“关键词”后,我们都喜欢有事无事在这方面做文章了。我不能免俗,“修理”王朔不妨从他的文风和作品里的这些“关键词(句)”人手。最轻松省事的,当然是看看他那些作品的题目,最初的成功,他就是靠了“讨巧”的题目。

    他说:虽然我经商没成功,但经商的经历给我留下一个经验,使我养成了一种商人的眼光。我知道什么好卖。当时我选了《空中小姐》,我可以不写这篇,但这个题目,空中小姐这个职业,在读者在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。

    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。果不其然,我不认识《当代》的编辑,稿子寄过去不久就找我谈。我要是写一个农民,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。

    此后,王朔学得乖乖的,一发不可收,基本上用的是“惹是生非”、具有广告效应的题目。他不光在题目上费尽心机,具有商人样敏锐的眼光,内容上也精打细算,什么货配什么人《空中小姐》、《浮出海面》……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。《顽主》这一类就冲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了,男的为主。后来又写了《永失我爱》《过把瘾就死》,这是奔着大一大二女生去的。《玩的就是心跳》是给文学修养高的人看的。《我是你爸爸》是给对国家忧心忡忡的中年知识分子写的。《动物凶猛》是给同龄人写的,跟这帮人打个招呼。

    算计狠了,就犯忌,凡事物极必反、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”嘛。所以,一些文化人看到其中的坏作用后,站出来声讨他,这样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

    有人会问,从这点看,他的文章究竟“坏”在哪儿呢?我觉得它坏就坏在把某一类人特定时间、地点的心态高度概括、抽象出来,提炼为一个简单的口号,甚至作为文章的题目,以至于看过王朔作品的人,最终能记在心头不忘的,往往就是这些口号。

    单有口号也许还不算最坏的,受它影响的人在真实的生活中,不过就是不自觉地以此作为认知生活、图解生活的工具,把复杂多变的世界简单化处理,最坏的结果不是这个,而是它所传达的那些半通不通的“思想”与流氓意识。

    王朔,一个“假流氓”的话语泛滥行世,被真流氓发扬光大,自觉地以这“r”为旗,甘当“王家军”,流氓意识渗透一切领域、一切方面,不论官场,还是商场,不论学界名流,还是民间百姓——可怕的就是这一点。

    这有一个成形过程,在王朔的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充分。

    文风:一分为二

    先看他的文风。我认为他的文风不仅受商业因素影响,更有20世纪“革命文化”的潜性化制约。

    王朔曾说1949年以后,“我们这里为革命文化覆盖”,“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”,它的源头就是“左翼文学”,而“左翼文学”又是“‘五四’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”。

    在这句话中,王朔的说法当然很有问题,他只看到了“左翼”,当它是“五四”文化单传的一脉,诚然以偏盖全了,不知晓中国现代文化史。

    事实上,“五四”时期的所谓“新文化”有多个声音,“左翼”只是其一,认为“五四”新文化单传了“左翼”,不仅把“五四”误传误解了,而且将它狭隘化、歪曲化、政治功利化了。

    王朔不知道这些,这还没关系,要命的是他对“‘五四’新文化”的歪读。

    他说,“五四”新文化的具体内容就是,“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,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,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、批判;越是老的,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,越当着枷锁,当着新生活的绊脚石”。

    王朔好讲大话,他连“修理自己”的能力尚怀疑,又何能“重新审视”其余、审视“传统文化”呢?

    但他做到了,他自以为做到了。

    猛一看,我不得不承认他“果真”做到了,只不过用的方法不入流,拿他评价琼瑶的话来敬,那就是技术还“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”。

    你说“A”好吗,我偏偏不以为然,我偏说“非A”好;你说“A”不是枷锁、绊脚石吗,我偏说它就是枷锁、绊脚石,“非A”才是新的、不容疑的。

    如果我们将王朔上面那句话进行简单的逻辑延伸,得到的就只能是“A”与“非A”这两个极端,它们之间毫无包容性,不存在包容性,惟剩的是排他与独大。

    因此,从这种认识出发的王朔,所自觉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了红卫兵式的打倒一切、反叛一切!他做文章时的最大技巧,也就成了把大众、别人、流行的话语反过来说,调侃着说。

    这就是他的“天才”和“小聪明”的极点与极限。

    至于其间的分别,他不是毫无意识,他宣布自己不同于红卫兵,“红卫兵是奉旨造反,算不得好汉,加上又把人打了,演变为行为上的暴徒”,因此,他们的“造反”

    不好。

    什么样的“造反”好呢?

    什么样的人算得上“好汉”呢?

    进而,什么样的文化算得上继承了“五四”新文化呢?

    王朔认为:“若仅是文化上造反,思想上造反,那还正是‘五四’传统。”今天我们的文化之所以不能兴旺发达,大人、小孩都作了港台通俗和大众文化的俘虏’,原因不过是“‘五四’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”,所以,王朔这样的更后来者现在惟一的使命仅在于“把它再走正了就是了”。新时期文学的功绩正在这里,它的作用是“拨乱反正”。王朔类的“拨乱反正”者也就顺理成章,成了当之无愧的“好汉”,是另外的“正统”

    “正经”,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“正统与正经”。

    他承认自己的“‘反智’‘反文化’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”,他的“粗鄙”对应的是“中国式的假正经”,这心愿是好的,我也持相同看法的,但是,有了心愿不等于你就能实现心愿,依照王朔的那点子修为,他不谈“文化”、不谈“思想”还罢,谈起来就露馅儿。

    且看看他拨的是什么“乱”、返的是什么“正”。

    王朔说,他所要拨的“乱”就是“所有的传统文化”,而那个“正”也就是“五四”新文化,即“左翼文化”。

    有了这偏见,他就贸然断定,“传统文化”是今人积弱积贫的罪人,“中国落到这个地步,百年积弱,传统文化功莫大焉”。

    记得混沌学上有一个说法:在北京的一只蝴蝶极为偶然地扇了一下翅膀,它所形成的动力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放大,最后就很可能在纽约引发一起龙卷风。王朔们喜欢“妄说”,把当下的种种罪过,全归咎在“传统文化”身上,从而再把这文化全盘、彻底推翻,重新再来。

    至于这样能不能养育、陪护新生命,王朔们掘尽旧壤后是不是一“穷”二“白”,他就不去关心了,他想要告诉我们的是,纽约的一场龙卷风,是由于北京的一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引起的,因而该蝴蝶罪该万死、死有余辜!

    “传统文化”在时间和空间上,已与我们隔着十万八千里,而且传统文化又是哪里来的呢?它的产生原因在哪里呢?

    王朔说不清,如今却还拿它作为今人积弱的“原因”,那不是荒谬吗?

    当下罪恶,种子只能在当下寻找。

    何况,王朔们既然也肯定了我国古典诗词的优美,而古典诗词同样是“传统文化”不可分的一部分,既然这样,你因何宣称要“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”呢?你决裂得开、有这本领吗?

    假如没有,你说的岂不是真正的假话?

    但王朔说了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,我就想这么说。

    真要这样,那我只好缄默!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至此,我们实在难怪许多人要把王朔误解为“痞子”。即使他的小说中没有这种明显倾向,他也遮不住了,想站出来辩护,但百张嘴不知从何说起,这时,他倒真有点像曾夫子自道地调侃过的,“王朔的知识函度本不值得和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评,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应和进一步的辨识能力,任何学理上的讨论到他最终都会变成打架,……更下作一点,他还会把对他的所有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妒,把中国人国民性的黑暗之处拿出来当脏水泼到对手头上,是他那种人的拿手好戏”!

    如果我们就认为他在此处讲的不是反话,那么,他明知自己有这些不足,还要沾沾自喜似的,以不知学理而得意,对王蒙等人提倡的“作家学者化”不予理解、不以为然。

    他说:“八五年还是八六年?文坛有一个特别可笑的口号,叫着作家学者化……还有一个口号叫着要使作品有哲学的深度,理由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都是有哲学深度的”,结果只学会了几个词,把哲学概念带到小说里来了。

    我当然也反对提个什么口号,大家伙儿就不分青红皂白,一哄而上,那些底子不厚、根基不牢的人,蛮横大补只会把自己补坏。

    王朔那代作家,沾“文革”的光,先天虚弱瞎补,弄不好会七窍流血。

    所以,你要知道你是王朔,别人不是王朔,王朔不是别人。你王朔那代人不可以这样走,走了达不到,但你仅仅是王朔,如果以自己的达不到、以自家或自己那代人的创作经验,来反对作品的应有哲学深度,那也“特别可笑”!

    是啊,文学不等于哲学,但也不比它高,二者是平级的,有所交叉的。大作家都是文史哲兼通的,有了这样的“通”,才能提供一个“丰满的,多重的,模糊的生活”,使人能从许多角度透视它,感觉它“莫衷一是,不可名状”,达到文学的最大境界,即“混沌的境界”。

    没有这方面的“通”,如何达到这样的境界呢?

    王朔也同意,中国文学最大的腕儿是曹雪芹,但他忽视了一点,曹雪芹和他之间的最大不同,就在人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是热爱的、无所不通的,王朔不仅近于一窍不通,而且蔑视、小瞧、完全抵制我们的传统文化。

    如此心态、根底,怎可能最损写出一《飘》,一不留神就是一《红楼梦》呢?

    以自己的不通来嘲笑通家,把自己的“不能”说成一切人的“不可能”,我只能敬佩王朔。

    看来王朔的不通史哲,不仅不以为这是自身和一流作家之间的差距所在,反觉得理当如此,应该如此。

    你想精通哲学、历史吗?不行,我告诉你,你做不到,做了就写不出好小说,“整个本末颠倒”了。除非你“是个职业哲学家”,否则看哲学无用,我们“没必要陷在那里面。普通人生活,从生活中形成的就够了”,“我主张有本事咱把书都烧了,自个儿说自个儿的,不带说别人说过的话的,这是本事儿”。

    不说别人说过的当然好,显得你本事大,但要命的是,你如果一开始就没有这底子,不先虚心把别人说过的理解、消化了,临到上场时,就捉襟见肘了。

    当代小说不耐看.王朔的小说达不到第一流境界,原因就在他没读过什么书,对历史、人生、生活的最高境界,他无法体会、品评,有的只是浅直的悟性、良好的感觉和一点小聪明,就凭这,他要能制造什么“混沌的境界”,让我读了还不糊涂,我跟他改姓王。

    由于这些先天的缺陷,我才觉得他对自己的评价里起码有一点是对的: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,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……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,也不是说要像一个笨蛋,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子走,那应该是一种天赋,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的过程,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,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,这才可能有大发现。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。

    痞气的由来

    我在行文之始就交代过,王朔不是真流氓,他的一些不错的文学作品中看不出这点,但他的几本杂感,《我是王朔》《无知者无畏》《美人赠我蒙汗药》以及文学作品里的多数关键词,却不时要透出一丝一点不自觉的流气,以商家们的心态动机,不断倒腾、强化这些语言,以此制造一个痞味十足的氛围,乐于住在这无色无嗅的血浆样无所不在的氛围里,根本没能力认识到它们的恶劣作用,或者以为生活本就这样,不去辨识,缺少批评、审视的眼光和能力,某些同类也发现不了,原谅它、理解它,而大众全体更失去了对于它们进行批评的能力,投合、驯从于这样的痞气,那才是最可怕的。

    营造“痞气”,则非王朔一人所能,它受着他那个特定圈子的影响。

    他曾告诉我们书上几个关键词(句)的来历:“玩的就是心跳”,是北京某作家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,他偷过来了;“过把瘾就死”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话,被他看演出听去了;“千万别把我当人”,是一公安开玩笑开急了说出来的;“早死早超生”是打麻将劝人快出牌的用语;等等。

    所以,这些“调侃”的词语不属他专有,而“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,街头瞎混的小痞子,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,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侃爷们集体创造的”,他只不过身处其中,“听到了,记住了,学会了,并因为没有书面表达能力,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,本来是讨巧,不留神倒让他成了事儿”。

    以此观之,王朔所成的那些事儿,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,它们的受到欢迎,恰建在这样的基础上。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基础或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壤,才最值得分析与批评。我批评王朔,并不是想和他本人叫板,仅止于此费这么多笔墨、心思太不值。我批评他的目的是,借他为切入点,反思他的、也是我们大家所赖存活的土壤,这土壤一日不得清理,一日要影响、制约我们,坏我身体,蚀我灵魂,淘空我们人之为人的品节、精神!

    明于此,且先看看王朔本人“痞气”的由来。

    就其家庭出身说,他的父母都是“普通百姓”,母亲是医生,父亲在国防大学做教师,二人都不怎么识字,所以他不是出生书香门第。

    他还说自己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一个,这非坏事,相反有点因祸得福。

    就因为我不是出类拔萃,最好的东西得不到,只好退出来。我是老被甩出的那种,甩成正人君子了。想学坏吧,条件不好……就因为条件不好,生给逼成好人了。

    而且,他的时代还迫使他不能关注自己的命运。

    “从小让我激动的事都是世界上的大事,没有什么自己的事”,这使他看得特别远,“很少关注个人的困境”。

    后来,他在狱中关过三个月,起因于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,他去那里起哄,但被逮捕了。再后来他当兵,想考军校没考上;退伍后就去了医药公司。1984年,他辞职去经商,可又不是经商的命,失败了,弄得一文不名。“我有好多梦是破灭的,小时候有英雄梦,后来又有金钱梦,我还有演员梦”,全没干成,一次次被甩了出来,最后,“就给甩成作家了”。

    生活无情,一次次被“甩”出来的王朔,脱离了“组织”、“秩序”,成为标准意义上的“游民”,倾心于过一种浪荡自在、只有“我”的生活。

    这是“游民”的共同心态。

    “游民”,作为“士农工商”四民以外的人士,在我国历史上早有记载,最早见于《礼记》的《王制》。毛泽东在《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》中分其为五类:兵、匪、盗、丐、娼妓。

    他们谋生的方法是“兵为‘打’,匪为‘抢’,盗为‘偷’,丐为‘讨’,娼妓为‘媚’,各不相同,然谋生弄饭则一。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。”

    这是农业社会的特征。

    发展到现在,我们不应将其类别分得这样清楚,就成员而言,我认为还应加上城市失业、无业人员以及商人。

    商场如战场,现代商场环境,早已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,它瞬息万变,风险极高,而高风险才有高利润,战场不常有,商场处处可见,竞争乃多于战争,而且其涉及面更行广阔。

    尤其在一个没有多少游戏规则可循的国家,商场更像战场那样充满风险,急红了眼,人可以为达目的,不择手段——“只要赢,干什么都行”,成为这些人全新的道德信仰!

    所以,我倾向于按谋生方式来定义“游民”或游民心态。

    一切以“打”的、“抢”的、“偷”的、“讨”的、“媚”的方式来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,都是广义上的“游民”,一切以上述五种方式竞逐的人,具有的就是流氓心态,奉行的就是流氓哲学,只不过程度大小有所区别,本质上是一致的。

    王朔不像贪官污吏那样“偷”,不像乞丐那样“讨”,也不像商人那样“打”和“抢”,但他有点像妓,靠的是“媚”。

    文人的“媚”,一者“媚”官,获得地位、声名和利益,一者“媚”商“媚”俗,单纯为利益而“媚”。

    王朔不属前者,但他肯定属后者。所以严格说,他那句“我是流氓”的玩笑话,并非调侃自个儿。

    以此观照,“游民”的特征在王朔们身上就是抹杀不清的、多多少少也还是有的。其人有意或无意之通性,在于强烈的反社会、反秩序性,一切行为是为了自家的“发迹变泰”,即使下反上、小反大造个反什么的,也都是为了曲线求“官”受“招安”,像《水浒传》上的梁山好汉。招安的终极目的,依旧是“发财”。

    因此,“游民”的竞争是富于主动进击性的,他们敢于冒险、敢于犯法,否则会饿死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,为了掩饰真正的动机心态,他们也讲谋略,打着“替天行道”的“道德”幌子,口面上仁义君子,多有慈善之举,背下里怎么干都行。

    他们还需要拉帮结派,围绕某个圈子抱成团块。

    团块内部具有强烈的帮派意识,彼此称兄道弟,一起谋生,一起发财。团块外部全不是“自家”的,只要需要可以当着仇敌予以打击、消灭的。

    因而,传统文化中最为阴暗的一面,在这些草莽“游民”们的身上,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。

    王朔受他生活环境的影响,身周多“草莽”,眼中所见多为传统文化里最阴暗的那一面,他对这些是警惕的,然而不免以偏概全,见阴暗乃把传统文化统统以阴暗视之,与它采取决绝立场,一点也不含糊。

    同样,常在水边走的王朔,哪能不湿鞋?

    何况他是被一次次抛出去的准“游民”呢?

    他与正规草莽当然有不同,这不同就在于,他有一个叫着“文学”的东西,对文学的真诚本身就具有了超越世俗的成分。

    你不能说王朔对于文学全是作假的、玩的,在王朔那里,许多时候它被做得相当真诚,这就帮他形成了一定的超越性,能暂时超越世俗之上,没有这条件的大多数人,王朔身边的大多数人,无这类超越性。

    王学泰先生曾从三方面总结了这类草莽游民的性格特点:第一,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。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,对于残暴和野蛮已经司空见惯,不以为非;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,生活的苦难早已磨钝了他们的感觉。

    他们没有社会角色位置的规定约束,也缺少文化教养来提升他们的智能。第二,他们的地位,使其把欲望减至最低,为了结拜兄弟可以不要妻、子。《三国》里的刘备,时常挂于口头的是“兄弟如手足,妻子如衣服”。这是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。第三,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。

    草莽的“好色”可能会影响其声望,但其好货却无损于好汉之本色,往来多靠酒肉金银财货,对财富的渴心丝毫不加掩饰。当他们需要反贪官时,他们以正义自居,可是,一当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时,同样以金钱开路,相信贿赂的力量无穷。他们的人格榜样,是那些轻财仗义、急人之难的“义侠”与“豪侠”。所谓豪侠,就是现在所言的“武侠”。“义侠”中的“义”则不同于儒家的与“利”相对的“义”,而指墨子的“兼相爱”“交相利”。义、利打成一片。

    因此,草莽眼中的“义气”,说的就是某人对“我”有利,在金钱或物质上慷慨大方、肯于援助。这也是帮派中的同伙所自觉遵行的“义气”——一种有来有往的交易。

    这种交易需要回报。它成为一条连接诸草莽精神的无形纽带,即“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艰危与共,彼此关照”。

    固而,单个草莽游民间的力量合成,相当于今天的集资、股份制,每个人都加进一股,资本雄厚了,才能做更大买卖。

    “公司”中兄弟一旦蒙难,其他人其“义”所指,当舍命相救,这相救,便起了今日广告之效用,集体也就成为这帮人能够信赖、值得卖命的归宿。

    当然,草莽也分高下,但只在少数人身上,这种“义”才具有超越的、形而上的特征。

    当一个人,为自己及其帮派、组织、“公司”的能够延续、能够活下去,这样一个单一目的,不计手段恶劣与否时,我们就可以认为,这时他们所用的是一种流氓手段,具备了流氓的心态、意识。

    因而,在我们悠久的草莽、游民传统里,它是我们,潜性的传统,以别于显在的传统。

    这传统如果是一门学问,用个名字来称谓,那就叫“厚黑学”(李宗吾语),中性名称叫公关术,军事术语叫谋略、谋术,政治领域又被叫做阴谋或决策——下台后叫阴谋,登宝座叫决策。

    不难理解,王朔的土壤就在这里。他之能广被欢迎,表面看来,其处身社会和描述的是两码事,究其实质,却没有什么不同。而且,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体制大转轨,各种规范又普遍失衡、失范的时代,这样的时代,我同样把它名为“乱世”。

    加以20世纪、直至两千年来历史的千变万化的表象之下,有一个始终未变,即就是作为这一切表象变化背景的那个不受制约、制衡的、高度集中的权力机制!

    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们的经济市场可望放开,原先的国有资产可望重新得到组合,但受其制约的、“开放”市场的放开程度,极为有限,权力向经济市场的渗透,谁都挡不住。

    所以,单纯的市场“开放”,会使国有资产大幅度地、往往也是不受控制地流失,而流失过程中的无制衡的权力参与,又使得绝大多数的流失极端地不公正,它所引起的社会跌荡更为剧烈,被抛在其上的人们,面临的风险大得无法预测。城市和乡土“抛出”这一批批长期或暂时失业的“前王朔”类的“游民”,就构成了当下社会的底色;辅之“文革”等一系列社会性灾难,所造成的长远而深重的危机、隐患之影响,大及生态失衡、环境污染,细及心灵精神世界的日益被毒化、异化……所有这一切结合,我们就到了一位学者曾表示过忧虑的“全民流氓化”时代!

    在这样的时代,百姓只要有机会,也会脸不红、心不跳地充当流氓——不择手段地瓜分有限的国有资产或公共资源。

    一当这些资产、资源,被不公正地瓜分完毕后,体制仍在停留、观望,“开放”的市场就该到达它的极点与饱和状态,此后就得引发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、灾难和动荡不定。

    艰、可见,在这样一个新与旧大转轨的“乱世”,生计唯利益当头,懂得自觉采取并遵循合法、公正的途径进行“交易”的人不多。

    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上,对于它所需的价值观点、游戏规则、娱乐方式,作为作家,王朔渐渐摸索、觉悟到了。向着他们缴械、投降,为人服务,逗他们笑,让他们爱。

    这就是王朔作为“商家”和作家,都能“双赢”的秘诀。

    对这类“作家”,王朔有过描述,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他的经验谈:

    “如果一个人吃饱了饭没事干,他怎么消磨时间最好?”

    “睡觉。”

    “睡过了呢?已经睡得不能再睡了呢?”

    “他有没有别的本事?”

    “没有,一概没有,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。”

    “他是不是很有追求?”

    “追求得一塌糊涂。”

    “他认多少字?”

    “加上错别字有那么三五千吧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当作家吧。既然他什么也干不了又不甘混同于一般百姓。”

    “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当吧。”

    “当吧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一个人两手攥空拳,无才无势无德无貌,他怎么才能一夜之间小家乍富、平步青云,摇身一变什么的……”

    “去偷、去抢,去倒腾国家、嫁大款什么的。”

    “既没偷抢的胆儿,又没作生意的手腕,还阳痿。”

    “脸厚不厚?心黑不黑?”

    “厚而无形,黑而无色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当作家,他这条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作家坯子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还犹豫什么?”

    “不犹豫了,下决心了,干!蒙谁不是蒙?”这虽属一段调侃,显示了作者对身周某些所谓“作家”的洞识与不屑一顾,但也显出了王朔本人,被“逼上梁山”“逼良为娼”后微妙的、作家们通有的自得自足心情,还多少透露出一点无奈与怅恨。

    说这句话时,他像是无意的,这话和他又像毫不相干,然而他的出口伤人,无疑也是一种暴露。

    像畜生一样活得比人带劲

    王朔自己在文章里声称要叛逆,要与传统决裂,后来不认帐,将别人对他的这些指责,说成是好笑的、猎奇的、“完全不真实”的。实在挡不过,才索性一不做二不休,顶了这个“恶名”,任媒体“煽起来再说”,让“那些没看过我小说的人看了介绍文章,会产生一种心理,这人怎么这么坏啊,找本小说来看看”,玷污了自己的形象,只要继续写,形象就能得到修正。这好比男女恋爱,“我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坏人。接触时间长了,你就会觉得我不那么坏,,你会自觉地找我的优点。我要一上来就吹我怎么怎么好,你会向相反的方向找例子”。

    可爱的王朔,他在这儿再一次摆出了商人的精明。

    他坦白:“这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,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自保同时又能吃得开”。

    他的青春又是在严酷的军营、商场里泡过来的,正值他性格、智慧成型期,这样的生活,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机心和应变能力。

    金庸在《鹿鼎记》里就曾提到,妓院、皇宫是天下最虚伪、最奸诈的所在,处身其中的人机巧狡狯,远大于常人。韦小宝是一例。

    为什么呢?

    原来这两处等级严厉,老鸨、皇帝当家,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,他人无安全、稳定感,打交道、做交易的是些不相识者,彼此假情假意,宰对方是为保存自己,良心可以不为之而动。

    其实,官场、商场、军营等处所,都充满了类似的计谋与韬略,生于其中的人,都有点像韦小宝。韦小宝的典型性何其广啊!

    在这方面,王朔倒很像韦小宝,虽然他坚信金庸扯蛋,说这不是中国人的真实形象,是子虚乌有,金庸玷污了我们的形象。

    王朔是从这里出道起家了,对厚颜无耻、尔诈我虞、勾心斗角,他起码已不陌生。

    在我看,王朔这样活才叫累呢!这舍得,为一点既得利益,连自家“人格”

    “尊严”都堂而皇之拿出来做文章,哗众取宠!难怪他要说自己是“卖”的——妓女卖身,他卖魂!所有的历史都告诉我们,算计太狠、丧失尊严的人,都不是一流境界的人,也不可能达到一流境界!

    王朔亏就亏在他的这种小聪明,他的自以为是,他的某种程度上的因无知而无畏,所以我才说,这人只实现了自己天才的一半,是半个天才、残缺的天才!

    他的残缺,最充分地表现于有时候说话讲理糊里糊涂,连他的那些“关键词(句)”都经不住追问。

    比如,“谁比谁傻多少”。这虽是相对主义价值论,落实在大众层面后的一个基本思想,但这思想本身具有排他性。你不比我聪明多少,你有什么资格教导我?

    即使我可能犯了错,你也甭过问,我不傻,知道自己该怎走,错了我自个儿能发觉,“谁比谁傻多少”?照着这样的逻辑,发展到极端,就成了“忠言”逆耳,鼓励了颟顸与无知。

    不过,对王朔说来,“无知”并非坏东西,“无知者无畏”嘛。

    可你能仔细推敲这句话吗?无知者真能无畏吗?

    “文革”时期的红卫兵,哪一个不是“无知者无畏”,这才大肆破坏、大打出手?他们的那种麻木的英雄主义情结、血脖子精神,祸国殃民,王朔难道还嫌不够吗?

    说到底,“无知者无畏”是一种流氓心态与意识。

    当无知者的无畏渗入各行各业,内化为一种体制性存在后,也就理当会带来全民性深重灾患!

    王朔对这些麻木了,使他陶醉的是话语本身,他觉得这句话好玩,不知自己玩的是火!

    他管不了那么多,他活着就是想“过把瘾就死”的,多么潇洒!

    当这潇洒成为一种时尚,成为一种弥漫性的雾气以后,你再看吧,所有那些无知们,大口大口吸着毒,而后就张嘴巴等死了!

    不死行吗?有办法吗?如果有,那怎么办呢?

    我说它是有的,但办法是惟一的。办法就是像王朔说的,这时候你“千万别把我当人”,“我”是“动物凶猛”,是“畜生”的弟,说的不叫人话,你别信,不然到时候连想不学老舍,忍住不死,恐怕也由不得了!

    忍都不能,哪还能再做到“不像人一样活,就像畜生一样活”“不但要像畜生一样活,还要活出滋味来,活得比人还带劲”呢?

    我是个真“无知”,王朔不是,王朔是假无知。

    不过,我虽然是真无知,可又不像“假无知”的王朔那般因无知而无畏,我是有畏的,“无知”“有畏”的我,不明白王朔上面那些聪明话的具体内含,它实在太深奥了,尤其是最末那句:“不但要像畜生一样活,还要活出滋味来,活得比人还带劲”。

    像畜生一样活得比人还带劲,这样的“活”我没有想到,至今也不知道那活法是怎么一个样子。

    王朔试过吗?如果试了,立马告诉我,我马上改,不做人算了,投胎做畜生,学得“人莫予毒”,行不行?

    买卖问题

    关于买卖,王朔有许多见解也是我大大赞赏的,觉得是那么回事的。

    应该买卖时,就要真去买卖,这时还客气,就真会“好东西生产出来,不会卖,什么也不是”。

    我们不能像古人那样,“锥心泣血,拿自己炼丹,一生潦倒,活着受罪,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……现在是什么社会?-英雄辈出的社会,信息爆炸的社会,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啊!这个险冒不得……谁说当作家就活该穷死”。

    是啊,作家不该穷死,如果说过去写文章的会饿肚皮,那是由于没条件,现在这类事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。

    那时不像现在,见你是码字的,谁都可以不买帐。

    今天弄弄文章,却可以,也应该能养己养家,作家背后有报刊、影视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,写文章就得有一些经济的眼光与计较,自己该得的,不必客气。

    耻于谈钱,老作家们的跟钱过不去,那叫糊涂,晚景凄凉怨不得人!至多只能怨他曾经处身的那种不正常的时代!

    所以,作家是奶牛,“奶水再足,也架不住天天挤,狂挤,没一辈子都出奶的,都有被挤干的那一天,不趁有奶的时候存些奶粉钱,老了也只有清水冷猪头找个庙堂扮庄严相……”

    这是铺垫。

    有了这个底,王朔接着说,在商人的心目中最装着人民,在这里“一切为人民”和“一切为金钱”二者不相矛盾。为最广大民众接受的,就是利润最丰厚的。

    只有知识分子、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才会有观念冲突,甚至觉得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认识过程,这从来不是个问题。媚俗?对了,搞大众文化就是媚俗,在商言商,俗是什么?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,我们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,我们叫“为人民服务”。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从各种角度批判大众文化,就是不要从“人民性”这个立场出发,因为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。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,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“文化”的概念相伴,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“文化”本身。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,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创作,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诚实的公民,处于一个可以信赖、有规可循的国度,王朔讲这些话就无可厚非,人的志向不同、能力不一,不必都去搞精英文化。“文化”这概念也不是先天地就和商业投不来,不是你死,就是我亡的,它们的关系理当是协调一致,各有能够彼此利用之处的。

    同时,它们的真正发达与繁荣也是双向的,一方萎缩就会导致另一方的停滞。

    尤其是精英文化,它的受众面小,本身所挟的利润是无形、无价的。

   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亦当作如是观。

   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无价的,让爱因斯坦以商人眼光搞相对论,他的脑筋当然不会像王朔那样好使,存在观念上的冲突——起码在他研究过程中,存在这样的冲突。

    所以,对商人适用的“哲学”,如果能够、可以、应该像王朔这样推而广之,适用于一切场合、方面,拿自己的目光短浅,来嘲弄精英们的立场和甘于寂寞,那也是要不得的思想。认为商人心中最装着人民的念头,更是古里古怪的自大。

    在王朔的心目中,似乎只有为最大多数人做事才最光荣、最英雄、最好汉,他在大众文化上“卖”,为的正是这个最大多数,谁的卖点有他大呢?谁能比他了不起,心中装着“人民”呢?

    他发财你想眼红吗?如果是的,他会说了,那叫“嫉妒”!

    我不好说王朔目不识丁,他是识的,但他只识“丁”,因此,他会把别人对于此“丁”的不屑,说成是嫉妒或“迂腐”,他要把自己的世俗想法,加于众人,为他的那套活法正名。

    我不反对他的努力,老实赚钱没有什么不对,我反对的是他那种排他而自得的态度,反对的是他的唯钱主张!

    他说:“我是个拜物狂,那种金钱的东西我很难拒绝,我看有钱比什么都强。”别人不像他这样,其他作家在金钱面前,“全傻”,没一个像他那样活成了人精。

    这个人精,真已是目空一切!只要你买、你要,我就卖,捞他妈一笔。

    为这,他是勤奋的,辛苦的,他的劳动量是令人敬佩的,最多时一年写百十万字,把手腕都写烂了。

    他是个任劳任怨的“商人”,窘迫的生活逼得他成了诚实的商人,他知道没钱的日子“很惨”,“有钱人可以无所顾忌地生活”。

    于是,他不仅认同了这样的生活,还借手中笔,把自己融进去,化成笔底人物,时不时宣扬这类哲学: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,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……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,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。

    此外,王朔还设计了人物,叫他笔下的女同胞来曲折地传达他那“拜物狂”的精神。

    最能说明问题的是《浮出水面》里的刘华玲,这女子是为离婚而结婚的,她肯把自己“卖”给老外,只是想诈来一笔赡养费,有了它,一辈子就啥都有了。

    这种行为实在是“太正常了,人之常情”“没什么卑鄙的”,有钱才能快活。

    怎么个快活呢?

    “尽可以醉”,“一醉方休,无忧无虑。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,不用忍着头疼上班。敞开喝,喝最好的酒”。还有,用不着生儿子,“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”。

    王朔既然是个拜物狂,在他作品里你就很难找到谁是谁非,所有人都对,只要他们为的是钱,不论白猫、黑猫,你能抓老鼠就是好猫。

    老鼠当然是害人精啦,抓一抓谁都认为应该的,但若把这逻辑往所有领域里推,让它覆盖全体,成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,那就谬误了!

    灰色地带

    王朔用的恰是一套谬误的逻辑。

    他觉得人类生活中有一片“灰色地带”,在这样的地带根本无是非,不讲道德观,如果有,那就是把生活简单化了,所以,并不是什么都能用是非来概括的,“关键时候”它更是乱纷纷的。

    王朔觉得我们的生活里没有是非,至少在那片所谓的“灰色地带”里没有是非和道德,我想其原因倒不在于他想拿它们为借口,依仗这些去奉行自己的人生哲学,而是由于他没有能力去对这“灰色地带”进行思考、分析,把应属“是”的、“道德”的因素,和应属“非”的、“不道德”的因素剖开谈清,他没有这种抽象的思辨能力,既然他不具备,那么所有人都不可能具备。

    如此,没有了是非和道德,我们就没有了评价,也无需评价,由此任何环境、任何行为都应该接受。

    每个环境都是复杂的,每个行为也不是孤立的,来龙去脉,原因多哉!既然这样,那么它们都是王朔意义上的“灰色地带”,就应该被所有人接纳。

    我毫无道理骂骂王朔、诬陷王朔,亦无不可——我对王朔既爱又恨嘛,感情上的事,当然更属王朔所说的“灰色地带”啦。

    但是,王朔即使已经赋予了我这个权力,我也不会那样做,我遵循人类道德的底线,说出的话绝对要有理有据,从事实、从根据、从理性分析人手,而不轻易想当然地揣度别人、谩骂别人、污蔑别人。

    对于王朔,我同样是用是非观、道德观来看待的,自己更要讲是非讲道德。因而,我认为在他的“灰色地带”里存在“是”与“非”,既不是“全是”也不是“全非”,“是”是“是”,“非”是“非”,我能分析清楚。

    不光我讲是非、讲道德,世上没有哪一个传统不讲这些东西,决不存在什么“灰色地带”,给人留下使奸作恶的空子。

    王朔则是最坚决的实用主义者,像所有底层“游民”一样,“有奶就是娘”成为他那类人的人生“哲学”——如果它可以叫哲学的话。

    因此,什么样的环境,在王朔们看来都可能是好得很的:环境就是这样,你就得想办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,哪儿有那么多理想环境啊?你适应不了就说这种环境不好,你就绝望,就反抗,最后自杀?那你就是犯了蔑视人类罪!为什么人类非得按你的意思发展呢?这是王朔的高论!

    难怪他觉得能像畜生一样比人活得还有劲!

    既然他觉得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对错,不分高下,那么,“文化大革命”也是好得很的,那种环境也不应该去绝望、去反抗的。

    你能戴上高帽,被一帮小年轻拉到街头游行示威,再到高台上挨批遭斗,“坐飞机”,打你骂你,叫你每天写一摞摞检查,不深刻重写,打小儿就写,熟能生巧,以便“走上社会”时能适应,以此为基础才能“干得了大事业”,此后再感谢这生活,感谢它给了你饱受折腾的“幸福”,要知道它这是对你抬举——畜生想受一下这样的待遇,还办不到呢,你能不感激涕零?

    有了这个荒谬的理论,王朔才得出一个惊天的判断:

    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中的颂莲,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,她所处的环境很不错,“这里面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。换句话说,让你进来是最好的出路,让你要饭去你高兴怎么着?老爷喜欢你,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。你可以用各种手段让老爷喜欢……这是一个愿打愿挨的事。就是这么个环境”。

    王朔的哲学,不仅适用于自己,他还想将它兜售出去,举凡人生中的罪恶、腐朽、污毒、无赖、凶残,在这样的哲学面前全已算不得什么大事、要事了,一当这一切都成为你的“环境”、“灰色地带”时,你就应该承受、适应了。

    你不想适应?

    娇气啥呢?你以为你是谁呢?不就是受点子苦吗?

    “给我顶住”!

    于是,王朔有了这样的独白:过去我是自私、委琐、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,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感情为乐事。现在,我不得不承认,我是幸运的,没有权力抱怨。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?经历苦难可以使人成熟,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?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,已使我感到刺耳,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,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?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。

    王朔对中国社会的阅历如此肤浅,对人类历史的认识如此低微,却还要到处说话,给那些真正在底层挣扎的老百姓灌迷魂汤,我真“阴毒”地希望他不会写东西,生在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,做穷光蛋,上天无路,人地无门,只有这样,他才能明白什么叫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,什么叫奴才!

    奴才决不会“愤世嫉俗”,也不会有什么“权力抱怨”。他们只会觉得自己是“幸运的”,背着主子,对着镜子,看着日渐发福的身材和吃胖了的脸,他偷偷一乐,指着镜子说,“你小子,有种,算混出来了”。

    有了这种好感觉,他才断然认为,“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”,即使受了什么委屈,也都是因了“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”的缘故,贫苦民众都是矫情的,他们都有一股“受虐心理”,“受虐心理”快要成为我们的时髦了,我们这个本来“看上去很美”的时代,有一点乌七八糟,也是这些“时髦”搞出来的,权力没错,过去的历史没错,错在老百姓,他们贱,见谁都摆出“受虐心理”,像真的一样。

    看来,“奴才”不必都为权力服务,找一个权门里人充当他的主子,为了金钱,为能维护愚昧无知,也为了无畏地干出凶残的事情,他可以随处都能碰上自己的主子,然后向着主子摇头摆尾!

    干起来也不觉有什么不自然,用王朔的说法就是,我肯这样干,就因为“老爷喜欢你,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”!

    王朔就这水准还敢牛逼,俨然一个“五四”新文化的真传人!我在多么恶劣的“传统文化”里,也没有找见这样公开、鲜明的奴才主张啊!

    在那里,人们至多只信一个主子。王朔可好,他的主子多着呢,不论人、物,只要你对他有利,他就开口叫你“老爷”,然后就是一连串讨老爷喜欢的献媚——真是做“奴才”做不够、做不醒的命!

    若他仅止于己倒也罢了,偏又叫嚣什么“这是人民的愿望,作为一个商人,有义务满足他们,用时髦的话说,这就叫双赢”!

    兴许自觉到了自个儿的“无知”,王朔的内心确实是忐忑不安的,他到处充内行,四处点炮火,心头到底不很踏实,害怕别人放不过他,这才先抽起自己的嘴巴,写出了《我看王朔》等文章,先行自我批评,揭自己底子,目的是让大家相信,王朔是“一个淘气的坏孩子”,有个什么差失,不必过于当真、计较。

    “孩子”嘛,你能怎样?未满18岁不负刑事责任,何况是说了几句玩话?想磕头也不简单,有了“孩子”来壮胆,王朔感到自己就是金刚不坏之身了,能够肆意藐视精英文化及其传统与精神,嘲弄严肃的人文精神讨论等等了。

    他是这样说的:我王朔一开始未必是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,我不是在挑战,更多的是“挑逗撒娇”,以便引人注目。我扮演的是一个坏孩子,“坏孩子才需要更多的关心”;我“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的路子,造反只是为了招安,目的是曲线做官”。

    因此,王朔解释说,他的“反文化精英的态度是被迫的”,所用的方式就是“扬长避短,不具备的东西,索性站到反面”,这样他就不用讲内行话丢人现眼了,他会说“不是咱不懂,而是瞧不上”!

    他认为这就是他的“聪明”所在。而当知识分子不明白他的小聪明时,他急了,怪他们“没好好读他的书”,别人把他叫着“痞子”,则“激怒了他”。他以金刚不坏之身,而能动怒,不为别的,只为“痞子这个词把他归人了社会下层……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”。你知道奴才们一时不会或忘的是什么吗?

    告诉你,就是他的仅次于主子的身份、地位!他有极强的等级观,对等级上的越位,相当敏感。王朔可以被人误为将军,却不能误为把门的。把王朔称作“痞子”,本身倒不值他动心,只有你无形中矮了他身份,他才会对你真怒。

    所以,你不妨把他改叫奴才,满清王朝的奴才们可以一人之下,万万人之上,你叫王朔奴才,长了他的身份,他嘴上不说,心里一定对你感激不尽!

    也可以称他为流氓,当着皇帝的人,也可能是流氓呢,譬如刘邦,譬如午门外弑兄时的李世民,所以,流氓没有身份高下上的分别。

    其实,王朔也真是太敏感,对历史太无知了一些,痞子气不单“把门者”有,贵如朱元璋,我们知识分子向来也习惯称他“痞子”的。有了这样地位的同志,比将军还显赫,要是王朔熟知点历史,懂得把他叫着“痞子”并未矮了他身份,他还不得趴下,朝我们知识分子磕头道谢吗?

    话又说回来,即使“磕头”,也不那么容易,也还需要一个外部环境。没有配套的环境,你心里痒痒着想磕头,还跪不去哩。

    而且,这环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,它是相当苛刻的。

    比如说:

    第一,它需要一个安宁的秩序,能让人从容下跪。

    第二,需要找一个值得你为他下跪的主子。

    第三,主子得拥有一帮像你一样的奴才,不然就无法制订一个制度,来保证你把这头永远磕下去。

    第四,为了你的头磕得值,主子还需制订一套奖励、惩罚机制。

    第五,你不光只为他人下跪,你还希望别人朝你下跪,如此,就需建立森严的等级身份制。

    第六,为了保证等级制的良性运行,还需强有力的专政武装力量。

    第七,你要牢牢记住自己在这等级制上所处的位置。

    这样才知道见了某人是他向你磕头,还是你向他磕头我不想把条件再开下去了。

    总之,奴才就是奴才,不要装什么“坏孩子”。

    谁会当你是“孩子”?

    四十多岁的人了,靠了耍乖卖呆、打情骂俏、搔姿弄痒,就蒙得过么?

    另一方面,王朔这样的人,又不是一辈子安于做奴才的。他的命没有那样惨,他当奴才是为积累“资本”,做个好奴才,将来就能做个好“老爷”,做起来得心应手,手底下才有一大帮喜欢他的龟奴!

    要不是存了这样乌暗灰色的心理,你怎么理解他的“老爷喜欢你,你也得真值得老爷喜欢”?

    再不客气地讲,把人分等级,只有流氓才想得出——一切流氓“造反”,王朔说了那是为了“招安”,宋江就是奴才的样板,王朔以他作了自己的榜样。

    宋江比别人突出一些,也只是由于他的造反,是一桩极危险、庞大的投机或交易。王朔没那种胆学他,但他也想投机,学来了宋江的奸诈术,又还想不承担投机、奸诈所需的风险,出点事挨别人骂几句,都要倍感委屈或愤怒,如此,真要让他成功、如意了,我这种不是流氓的人怎办?

    而所有这一切,又岂是“坏孩子”能想得到、做得出的?

    泼洒无知细心的人也许会问了:你讲的我全明白,只是觉得你还有一个遗漏:既然磕头都需一个和它配套的环境,难道做流氓就能免吗?

    答案若肯定,这环境的特点又是什么?

    就我看,答案当然肯定。平白无辜,谁舍得做流氓呀?

    做流氓的人,大抵需要的环境就是处身“乱世”,即就是“灰色地带”,感觉一切不稳定,不安全,只除了元宝和钞票。

    为了它,在这里没有多少可信度,也没有契约和规矩可循,或者虽有了,却得不到保证,得不到落实,人而不人,且不以为不人。

    一帮“畜生”竞逐,需要什么道德、伦理呢?

    你就嘲笑吧,戏弄吧,尽情做流氓吧,为达一己目的,什么都去作作假,什么都去交换和买卖,不要觉得这有什么可耻,反要以为这还相当荣光!

    做到了这些,你再说一声我多么了不起啊,我的了不起是靠了“无知者无畏”!

    当然,真做了畜生,终究不好,那就闷下头做人,学会做“政治工作”,安慰别人,叫他安安心心当畜生,告诉他,让他感觉良好些,你是羡慕他的,他是比你强得多的。要不,你就叫他适应环境!

    这样来看,王朔有一点是说对了:我以为作家写什么都是天生的,好作家坏作家之分也就在于一个找着了自己只能写什么,一个还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来两下。

    王朔不是写杂感的料,他明知自己只能写痞子们的生活、爱情、心态,至多再谈谈经历,这方面他还是有点子真本事的,但是后来,他飘起来了,认为也能谈谈思想、文化、政治等一切高深的东西了,谈起来蛮头头是道,确可以蒙住比他更无知的人——这种人在我们这个国情下,还占多数。稍有理智的人却发现了他的到处说不圆,露出了没读过什么书,却又爱讲话的毛病,经常贻人笑柄、贻笑大方!

    本来他以为自己已经全能了,写这些东西太容易不过,多少远远不及他的不学无术者也能指点江山,他当然更行。

    如此,王朔感到他拥有笑话别人“什么都能来两下”,是自不量力的资本,料不到自己先已把自己言中!

    是啊,琼瑶“老了”,三毛死了,金庸金盆洗手早就不干了,张恨水张爱玲也全没了,现在大陆上还能有精力,靠了“卖”发大财的腕儿,非他王朔莫属了,而他又是不在乎别人批评和定位的,他能不抓紧时间,无所畏惧地到处泼洒他的无知吗?

    “经验主义”者的王朔,只要生活不读书的王朔,说些什么事才能让人一眼看出自己的无知呢?

    该说的都讲得差不多了,人们快把“我”忘了,怎样叫大家还能记住“我”啊?就点评点评同行,骂一骂书卷气十足的金庸,“胡说”金庸吧!结果你知道,“我”讲出来的话又是讹误百出!不过,“胡说”也是好的,这社会不怕胡说,不怕有一位既可爱又坏蛋的“野孩子”出来搅局,怕的是没有人胡说、没有人搅局!而当别人称赞《我是你爸爸》有点像《围城》时,“我”心里头喜啊,“特痒痒”—从这里你能看出“我”的不太大的自信了吗?

    没什么底子的无知,敢于胡说的无畏者,“我”,王朔,才有这样不太强的自信,别人谁有这资格?怎样让人一眼看出“我”的资格呢?“我”是有办法的,看看,这舌头下的老茧,这破了皮的唇边,这嘴子里的白色的沫沫。

    传过来话了,哥儿们说“我”成功的法宝就是下面这三条:“我是王朔”、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、“无知者无畏”。三点一线。这就是王朔——写意的王朔,诚实的王朔,透明的王朔,不作假而是作家的王朔,一个叫王朔的“作家”笔下“顽主”们麻将桌子上的牌,牌名叫“三条”,姓王,全称叫着“王三条”,小名嘛,你叫流氓可以,叫痞子也成,反正“我”想通了,无所谓了,逮谁谁不是?

    二、王朔与《我看金庸》

    我说王朔的思路、心态、精神很有问题,是从价值角度上进行判断的。从这层面看,王朔的有些主张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张,那些让他觉得写起来很容易的思想、文化杂感与随笔,经不住辨析,对他来说干这一行是无力胜任,而远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的。

    但我从这方面辩难他,不等于说这人不是天才,我不是这意思,他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。

    他的心愿是不错的,能力不逮、方向歪了,这样的心愿有时不免要助纣为虐或者好心办了坏事。

    假如——假如啊——他安分一点,明白是什么材料,明白自己只能写好小说,尽量少来点随想、不要什么领域的钱都想一个儿独赚的话,那么这个人作为作家——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小说家,也还是相当胜任的、难得的,他的许多小说亦是达到了极高水准的,其天赋、天才在语言的机变、幽默和细节的感性描写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;除此而外,他的长处就不太多见了。这样,我一开始才认为王朔的天才只发展了一半,中道夭折。

    又因为小说人物的思想、意识不等于作家本人的,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觉赋予其上的情感、思想等等的总和,具有模糊性、不确定性,由于这些,只写小说时王朔还可以、也确实遮住了“丑”,把他有关对于知识性、价值性、精神性话题的判断、认识、看法隐藏了起来,即使小说中在这方面多有谬误,但他未作辨别,对它们的态度极为“混沌”,经过文字处理以后你也能当它们是调侃,当它们是正话反说,从而一笑了之。

    何况小说究竟是小说,当不得真,它的一大价值就是博人一笑。

    所以从这一角度说,小说是遮蔽王朔“无知”的。避孕套、离开了避孕套他直接与本体接触,

    他就会“阳痿”!

    我若学习他,从纯商业的眼光看,那么,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至脸红的,大概是金庸,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重“卖”,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,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接受。

    其间当然有分别,最大的分别在于,他们提供货物的含金量大相径庭。

    而作为小说家的王朔,来评点同样是小说家的金庸,拿王朔一个词形容,恐怕叫着“嫉妒”亦不为过。

    为什么王朔感到有点不太平衡、要重创金庸呢?

    原来他发觉读金庸的人“越来越多,评价越来越高”,抢了他王朔的“市场”。

    这就引起他的关注,便找来金庸的书,找来那套《天龙八部》。

    “这套书是七本”,王朔是“捏着鼻子”才看完第一本的,“第二本怎么努也看不动了”。

    大概王朔进厕所都不喜欢用鼻子呼吸,而把它捏起来。

    这一点姑且不去考证,我的疑问是,有了这点阅读,加上道听途说和电视,他就能摔开膀子,大干特干金庸啊?他行吗?

    他觉得自己行,列举的理由就是“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”。

    我可以理解他这个说法,毕竟他是王朔,谁也不能以为他不应该谈一谈自己的阅读感受。

    可一当你来分析这句话时,你就不能不说他是浅薄的,无知的。

    一道菜的好坏,诚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说,但吃菜能与吃书比吗?

    好菜、坏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,好书吃多了并不至于,只要你愿意,就没有足够的时候,而“坏书”对不同的人,则有不同的说法——某人觉得“好”的,另有些觉得它“坏”;反之亦然。

    即使吃饭和吃书可比,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、需要,有人喜欢甜,觉得辣不好,有人相反。

    至于傻瓜,他是连马粪都吃,吃起来津津有味的,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觉它“好”?什么意义上的“好”?对于谁的“好”?别人的“好”你起码要尊敬一下吧?王朔们的饭量小吃不完、能为有限吃不动、口味蛮霸不愿吃……这一切属于自身的问题,他们看不清,不去反省,就说饭未做好,不知从哪儿学来的。不要以为王朔只不过说说而已,我们不必当真,其实他的讲话,是很有点号召力的。“好人”的话往往都有一大批听众。听众们倦于“说教”,在一个习于“说教”的环境里长大,对那些不主张说教、调侃说教的人的“说教”,已丧失最起码的辨,别、判断力,从另一面上麻从、麻木了。

    普通人姑且不论,有一名深受王朔影响的女“作家”就这样说过:“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庸的作品,原来也想买几本来弥补这个缺憾”,现在“下定决心了——我宁可相信王朔的话,不打算看金庸了!”看来王朔的市场是很大的,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。

    在不读书、不主动读书、至多跟着宣传读点子书——在这些方面,我们的作家,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。他们不知道,我们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指挥嘴巴说话的,说话之先,还得将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,否则你的意见就只能是你个人的见解,这样的见解,即使不是片面的,那也是逻辑上不周全、不严密的。

    王朔们的脑袋一向“简单”,他们瞧不起厘定或界定,瞧不起抽象的逻辑、知识与概念,瞧不起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——批评社会、批评社会强势力量,张扬理想正义,抚慰弱小群体……他们瞧不起这一切,要么就说这是知识分子的“发牢骚”,毫无作用与意义,要么当它们是扯蛋。

    当然,他们最瞧不起的,还是干这些事的“知识分子”群体本身!

    最简单的例子就是,王朔曾这样说,“我”看人是有个尺子的,“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,一概看不起”。如果它是私下意见,那你怎样讲都行。现在形成文字,面对公众,已经不再代表你一个了,你就要为这样的文字担负责任,接受他人批评。

    可是,许多时候王朔意识不到这一点,不讲责任,也不接受批评。他只认金庸的大哥“金钱”,你对他谈责任,他就说你“伪善”。而且,他得罪你、污蔑你可以,你误读了他,他会对你“愤怒”,更别说对他栽赃和谩骂了!

    他甚至把人性和正义对立起来,说“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”。

    正义是一个正常社会里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,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正义、是非观,把自己做成个“灰色地带”,那他即使再有“人性”,这种人性都是相当可疑、十分可怕的。

    金庸小说所表达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无能望其项背的。因而,王朔对于金庸的批评既立不住又特别肤浅。

    当代大陆作家多不读书,而且以不读书为荣,谈起自己的“土”出身,不对此遗憾,反倒是感激的,最典型的就是王朔。

    他的不读金庸、瞧不起金庸,既让人觉得可笑,更让人觉得可悲。

    王朔自己意识不了这些,他最能出一口气的地方又恰恰是“幸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,让教本污染头脑,否则……”。

    我们的教本问题确实不少,但以教本有不足,而去排斥一切真知与正规教育,强调“无知者无畏”,认同于“无知”,不当它是一桩罪过,不反思造成这种“无知”的社会、体制原因,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不仅不予理解,相反极尽耻笑之能事,这样的人,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“无知”,一种“罪行”更深的罪恶——它的背后是愚民!

    我知道王朔是反对愚民的,但他不但是老作家,也是老“红卫兵”,他在知识问题上搅腾,打着反对愚民、反对说教的旗号,所起的作用却多半是在愚民、说教,这样的老“红卫兵”我就该诅咒他,除非他哪一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

    因此,我对他的批评只限于这些错误之上,其它方面,我是尊重他的,他的许多小说我是虚心学习的。

    不过,王朔的“蔑视”教育由来已久、由来有故,早在《动物凶猛》里就交代过了。

    我可以将这种交代“认真”,虽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这个词,因为这篇小说里的“我”,其经历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。

    他说: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,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,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。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,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。我至今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,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。

    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去上课。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途,这前途已经决定: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,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,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,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,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,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。

    一切都无须争取,我只要等待,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。

    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王朔的某种真实的心理、想法。

    后来他没能当上四个兜的军官,并非由于觉悟了、看透了、“瞧不起”了,而是像他说的,在竞争中失败了,被“甩”出来了。

    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,只以“阴暗灰色的”心态,假定这就是王朔们对于“教育”的高见,从这些话里人们能发现什么呢?

    在这里,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,而是“反思”教育本身,得出的结论是,我们不该对年轻人进行教育,更不该强迫年轻人读书,否则就有“诱惑”他们的可能,使他们“浪费了青春”,得不到“空前的解放”,后来一个个全是“傻逼”,没能像王朔们这样聪明,也没有具备王朔们功盖当世的本领!

    我觉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,他的父母虽是“百姓”,但中国不就一所“国防大学”吗?父母也许没能力让他顶替、接班,放他出去当兵的本事也还是有的,确信儿子将来做军官也还是不妄的——后来他“没出息”,辜负了双亲,能怪谁呢?

    这还罢了,远为可笑的是,王朔们觉得我们把孩子们管起来,“诱惑”他们读书,原来“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”。

    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义,他不说我就无知了!

    幸亏他说了出来,多少人才免于无知。

    我从这句话里,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还这样发达,竟至于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“街道”,孩子们一出门就是街道,不然你怎么理解那个“仅仅是”?

    这样发达的国家,难怪不必需要发展什么教育——教育有什么用啊,全做“无知”多好!

    你学什么东西最终都会忘,即使你不肯忘,每个人不都还面临一个死吗?

    死了罢了,你学习、读书有什么用呢?

    当然,也许我的确心态阴暗了,见到这些话我不会把它们当真,即使看到他的小说情节有许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侠人物那样“出格”,亦不会像他评点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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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领情缘美丽的儿媳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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